郭沫若用四个字骂鲁迅，鲁迅加一个字回骂，世人笑称：准确概括了郭沫若的一生。

事情的起因是郭沫若在《创造季刊》上发表的一些文章，他在文中表达了对当时文学界某些现象的不满，特别是对一些作家过于关注社会问题而忽视艺术性的批评，这些观点引起了鲁迅的注意。

鲁迅在1928年写了一篇《上海文艺之一瞥》，文中虽然没有直接点名，但明显是在回应郭沫若的观点，他认为文学不应该脱离社会现实，作家有责任关注民众疾苦。

郭沫若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愤怒，认为鲁迅是在攻击自己，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：“某些人真是衣冠禽兽。”这句话很快传到了文学界，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鲁迅。

鲁迅得知此事后，在《文学与出汗》一文中做出了回应，他没有直接反驳，而是用了一个更加精准的词汇来形容郭沫若：“才子加流氓”，这五个字迅速在文坛传播开来。

这个评价确实击中了郭沫若的要害，郭沫若的才华是公认的，他在诗歌、戏剧、史学等多个领域都有重要贡献，但他在私生活方面的表现确实存在争议。

郭沫若的感情经历比较复杂，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与佐藤富子结婚，但回国后又与于立忱结合，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确实会引起争议。

除了感情问题，郭沫若在政治立场上也有过摇摆，他曾经支持过不同的政治势力，这种变化让一些人对他的人格产生了质疑，鲁迅作为立场坚定的知识分子，自然看不惯这种行为。

但从学术角度看，郭沫若的贡献不容忽视，他的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，开创了新的研究路径，他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成就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。

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同样具有重要价值，《女神》等作品体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这场争论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面临的复杂处境，在社会动荡的年代，知识分子需要在艺术追求和社会责任之间寻找平衡，不同的选择往往导致不同的人生道路。

鲁迅选择了直面现实的道路，他的作品始终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，他认为文学应该具有战斗性，要为改造社会服务，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

郭沫若则更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和个人表达，他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有更大的自由度，不应该完全被社会功能所束缚，这种观点在文学理论上也有其合理性。

两人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文学创作中永恒的矛盾：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，这个问题至今仍在文学界引起讨论，说明其深刻性和复杂性。

“才子加流氓”这个评价之所以流传至今，是因为它准确地概括了郭沫若的双重性格，他既有杰出的才华，又有人格上的缺陷，这种复杂性在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。

从现在的角度看，我们可以更客观地评价这场争论，鲁迅和郭沫若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，他们的分歧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。

这场争论也说明了文学批评的重要性，通过公开的讨论和辩论，不同的观点得以交流，这对文学的发展是有益的，即使争论激烈，也能促进思想的进步。

郭沫若后来在回忆录中对这段经历有所反思，他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问题，但也坚持认为自己的学术贡献是客观存在的。

鲁迅在晚年也表达了对郭沫若学术成就的认可，他认为虽然两人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，但郭沫若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。

这场争论的影响延续到了今天，它提醒我们，在评价历史人物时，需要全面地看待他们的功过得失，单纯的否定或肯定都是不客观的。